毛泽东曾言：“新中国诞生”。赶考进京，绝不学李自成。显而易见，毛主席始终立于时代潮头，洞悉全局，总能以最严峻的预判提醒党内同志保持清醒。
彼时，我国北方局势已大致安定，唯西南、西藏、新疆等地尚未被纳入统一政权的版图。
首要任务，乃是向全国展开攻势，然而毛主席却特意为六大军区的负责人系上了紧箍咒。
在军委的会议厅内，毛泽东的语气与往昔的幽默风趣有所不同，他面无表情地直面各军区负责人，沉声说道：
“诸位，务必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若不然，我将从你们之中选出几人作为示范。”
此语方落，六大军区主官无人敢擅自行动，俱敛声屏息。
六大军区
毛泽东，熟读《资治通鉴》数十遍，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了如指掌。每逢新朝建立之初，总能看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凭借武力夺取的政权，往往不免滋生出一些傲慢跋扈的将领，如汉初的韩信与彭越；明初的蓝玉与冯胜，这便是历史发展的惯性所致。
纵然个别骄兵悍将能够自律，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那些环绕在骄兵悍将身边的利益团体，出于对权力、地位、声望和财富的渴求，可能会煽动或教唆军区领导采取逾矩之行。
为规避历史悲剧的重演，防止酿成人间惨剧，我们必须对这些人员进行必要的口头警示。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军区负责人背后亦存在推动军队职能转变的动因。
1949年11月29日与3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便是政府财政收入的相关问题。
在预算支出项目中，预计维持公职人员的数量将达到900万人，其中，军队人员占比约为570万人。
国家投入于建设领域的资金占比达到百分之二十四，相较之下，军事开支的比重则攀升至令人瞩目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显而易见，军事开支占据了国家预算的绝大部分，这一状况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常建设与发展。
毛：会上再提。“与会者请将预算草案带回各自辖区，与地区及军区负责人共同审阅。若对整体局势缺乏理解，将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此刻，毛泽东心生一计，考虑通过精简军队编制人数来解决问题。若能将军队规模缩减至三百万，甚至进一步降至二百五十万，那无疑将大为改观。
“飞鸟散尽，良弓转为社会生产之才。”
鉴于种种考量，毛泽东特意先行告知一声，以便六大军区负责人能够有所准备。
六大军区，作为解放战争的产物，鲜明地烙印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在那个时期，我国疆域被划分为东北军区、华东军区、华北军区、中南军区、西南军区以及西北军区。
东北军区正式宣告成立，日期定于1945年10月9日，程子华同志被任命为该军区的司令员。
10月31日，中央政府作出决策，决定将东北军区机关、八路军、新四军的部分部队以及东北人民自卫军整合，正式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并任命林彪为该军的总司令员。
1949年，随着东北地区局势的稳固，我军的工作重心已从作战转向了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及国家建设。在此背景下，高岗同志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华东军区成立于1947年1月21日，其组建源于新四军与八路军山东军区以及新四军华中军区机关的合并。此次合编汇聚了从北方撤至山东的部队力量，由陈毅担任司令员。
1948年5月9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华北军区正式宣告成立，聂荣臻元帅被任命为该军区司令员。
自1949年4月起，东北的百万精锐部队挥师南征，挺进中南地区。为统一华中战区的指挥体系，中央军委作出决策，将第四野战军与中原军区合并，正式组建中南军区。
西南军区的设立，与中南地区的举措可谓殊途同归，异曲同工。
二野进驻大西南后，以此为基石，与同期入驻的第18兵团及西北军区部分机关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了西南军区。贺龙将军出任该军区司令员一职。
西北军区比西南军区稍早，1949年2月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为西北军区，最开始也由贺龙担任，后续贺龙前往西南军区任职，西北军区就和一野合并，司令员则由彭德怀接手。
建国初期，地方上党务、军务、政务三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由部队将领处置事务。
因而，这些军区负责人可以说是一方诸侯，类似于汉末时期的州牧。
地方权力之大，难免就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因而军队改革势在必行。
这并不针对某一个将领，而是为了国家繁荣稳定计，也可以说是权力的再分配。
军区体制改革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需要，人民解放军的根本任务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由革命战争转化为国防建设。
1950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军队进行精简整编。
聂荣臻在会上直言不讳说道：“我们必须要缩小陆军数目，否则国家养不起这许多人，还会拖累国家经济建设。省出来的钱，可以用在海军、空军及其它军种上。”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达530多万，鉴于庞大的军队给国家财政带来的巨大负担，中央决定实行精简整编。
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景，动情地说：
“我们参考了许多国家的编制，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以师为基本独立单位，并保持军的指挥机构，将兵团和野战军的机构取消。兵团机构有一部分调来建立海军和空军的直属机关，整编后的军、师统归各大军区直接指挥。”
正值建国一周年，中央军委于10月1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军陆军部队暂行编制表》，人民解放军按照“三三制”的原则为基础，一级军区、二级军区和个别三级军区领导军、师建制单位，四大野战军分别与所在的大军区合并，设立了六大军区。
六大军区其下依次设立二级军区18个、三级军区24个和军分区192个。
值得注意的是，一级军区和野战军同级、二级军区为兵团级、三级军区为军级、军分区为师级。
另外，一级军区和中央局、各大行政区保持一致，二级军区和大部分三级军区为并列关系（隶属二级军区的三级军区除外），只是级别相差一级。
可惜的是，精简整编计划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不得不搁浅。
时间来到了1952年，中美双方都不愿在朝鲜半岛死磕，停战就有了可能。
军委也就腾出手来执行了搁置两年的计划。
1月5日，军委印发了《军事整编计划》，对六大军区的编制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具体内容是：军分区以上各级军官共有112.4万人，整编后为38万余人。
六个大军区保留机关不变，二级军区整编为6个（山东、福建、华南、云南、西藏、新疆），省军区整编为32个，军分区203个。
二级军区的减少和省军区建制的出现，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军区体制开始由三级军区、军分区向军区、省军分区和军分区体制过渡，削弱了地方的权力，变为一个个独立的省级单位。
然而，六大军区的体制很快就因朝鲜战争而改变。五六十年代，是冷战的一个高峰期，军委判断帝国主义决定发动战争时，可利用“核子武器”采取不宣而战的方式对中国进行闪击。
基于这一认识，根据野战军作战的地域划分的六大战区，显然不符合新时代的战争需要。
除此之外，朝鲜战争停战以后，中国国土军事防御的方向和任务发生了变化，防御重心由东北转向了东南地区，客观上也要求军区设置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此，军委高干就军区调整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陈毅认为：“要保留军区机构，取消了会犯历史性错误，但要精简，加以调整，提高质量。”
彭德怀则认为：“大军区的划分，原则上应按照作战计划，从未来的作战区分建立一级军区（战时为方面军），二级军区（战时即集团军）。”
会议结束，中央军委就于1954年2月，颁布了《军区领导机关编制表》，规定一级军区机关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方勤务部、财务部、军法处、军区直属政治部。
但这样还不行，12月初，各大军区领导和总参谋长粟裕讨论认为，六大军区应当撤销，加强军委机关，并以短小精悍的机构担负指挥任务。
随后，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几个方案。
经过讨论，与会者选出了最合理的一个撤销方案：将6个大军区改划为12个军区，包括东北、华北、西北、中南、西南6个一级军区和福建、山东、云南、西藏、新疆五个二级军区，统一编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12个大军区。
改革过后，军区的主要职能限定于国防和军队建设、不再像之前，还担负作战和建设的双重职能。
从权力的含量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削弱。毕竟各军区将领在战时并不一定能领兵作战，手里指挥权上交给了中央军委。
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军区体制，依据的是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满足了“守疆卫土”的实际需要，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进入21世纪，随着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和制胜条件的变化，传统军区体制不适应了日益发展的信息化战争要求。
于是，十八大之后，中央军委为了实现强军目标，破解联合作战指挥难题，将传统的军区体制改为战区体制，还构建了“平战一体，专司主营”的联合指挥机构，打破了军区独立山头的禁闭，巩固了军委的指挥权力。
参考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与实践》 时事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体制》 军事历史 2016年第三期
《20世纪50年代我军军区体制调整与改革》 军事历史 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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